书名：《长征记》
作者：曲爱国；张从田
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月
定价：86.00
书号：978-7-5080-8710-8
“长征”名称的来源
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最初并没有使用“长征”这个名称。中央红军行动之初，所确定的行动目标是到湘鄂西地区与红2、红6军团会合，然后实施反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恢复中央苏区。因此，当时所使用的名称是“长途行军与战斗”、“远征”、“转移”或“战略转移”，而在中革军委与红军总部机关所发布的命令、指示中则称之为“西征”“突围”。这些名称，一直使用到了1935年5月中央红军经过彝民区。此时，距离中央红军离开江西中央苏区已经有七个多月的时间了。
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大凉山冕宁地区彝民区，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在成立冕宁县革委会大会上，朱德讲话中又提到“长征”一词。这是最早见到使用“长征”一词。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的达维、懋功地区会师。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刊登了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队专门为庆祝会师而谱写的《两大主力会合歌》，歌词中使用了“万余里长征”的提法。随后，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所形成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一方面军的一万八千里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事业”。这是在正式的中央文件中首次使用“长征”的名称。此后，长征的名称在中央文件中多次出现，同时，随着红军北上征程的延伸，对长征的表述也逐步变成了“两万余里长征”。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此时，从江西瑞金算起，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已经跨越了十一个省，行程两万五千余里。11月，在陕北召开的红一方面军全军干部大会上，毛泽东激昂豪迈地宣告：“从瑞金算起，十二个月零两天，共五百六十七天，战斗不超过三十五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约二百六十七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二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
中革军委所发表的宣言中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也开始使用“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名称。毛泽东于1935年12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明确指出“长征”的意义。从此，党史、战史、军史就把这段历史称为长征时期，“长征”一词就不是一般含意的战略转移了。
当然，今天我们所说的长征，已经不是单指中央红军的长征，而是指由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等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分别由不同的起点出发，纵横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湖北、河南、陕西、青海等省，行程数万里，涉过数十条大江、大河，翻越数座终年积雪的雪山，穿越人迹罕至的草地，通过数十个少数民族居住区，进行大小战役、战斗近六百次，攻占县城一百余座，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最终会师陕北，完成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大西北的伟大战略转移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战略远征。
去留心绪都嫌重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领导人、理论家、宣传家与文学家。在大革命失败后，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后来虽犯“左倾”盲动错误，但很快予以纠正。在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两年之后，与周恩来一起回国，不久被左倾路线者排斥在中央领导层之外。在上海，他与鲁迅、茅盾等人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写下了许多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著作和文章。撤离上海进入苏区后，出任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红军长征开始前，博古等人在干部路线上大搞宗派主义，将曾经反对过他们的人全部留在了苏区，瞿秋白也在名单之列。
中央关于北上问题致张国焘电芦花会议会场
坚持苏区斗争，需要有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瞿秋白一介书生，军事所知甚少，又重病缠身，肯定不是合适人选。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曾力主让他随军长征，为党保住宝贵的理论和文化人才，但遭到了博古的粗暴拒绝，称：“瞿秋白同志留下，不可更改。”
瞿秋白接受了这一明显不合理的安排。中央机关离开瑞金前，瞿秋白与即将远行的战友小酌话别，讲了一番充满文人气息但感情真挚的话：“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同样留下坚持苏区斗争的还有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何叔衡，他把自己仅有的一件毛衣送给了老战友林伯渠。临别时，两人双手紧握，热泪盈眶。林伯渠哽咽着低吟一首《七律·别梅坑》，送给从此永别的战友：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敢为沙坪养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何叔衡等人在福建省长汀县永口镇小迳村被国民党保安团包围。在突围战斗中，面对四面扑上来的国民党兵，何叔衡拔出手枪，将子弹射入了自己的头颅，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瞿秋白不幸被俘，在狱中，瞿秋白英勇不屈，最终于1935年6月18日被枪杀于长江。临刑前，他从容不迫，高唱《国际歌》、《红军歌》，盘膝坐在刑场的草坪上，笑曰“此地很好”，从容就义。
坚持中央苏区斗争的红军部队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撤离中央苏区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24师及地方部队共一万八千余人，坚持苏区斗争，开展游击战争。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从1934年10月8日起，红24师与各地方部队先后接替红军主力防务。
红军主力转移后，国民党“围剿”军以主力一部向西追击，其余部队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于11月10日占领瑞金。为制止敌军推进，中央军区集中红24师与两个独立营在瑞金以南的谢坊设伏，重创由瑞金向会昌推进的国民党军第3师主力，取得了坚持苏区斗争的重大胜利，有力地策应了主力西进，并鼓舞了苏区人民的斗志。
然而，谢坊之战也暴露了红24师的实力。国民党军发现苏区仍有正规红军部队，立即改急进为缓进，对苏区实施分割，寻找与红24师决战的机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没有适应斗争形式的需要而果断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反而命令红军部队实行阵地防御，同敌人拼消耗，部队活动处境越来越困难。12月初，国民党军队二十多个师对苏区展开划区“清剿”，并构筑封锁线，实行保甲制，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各级苏维埃政府大都被摧毁，苏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在
此严峻局势下，中央分局领导依旧坚持大兵团作战方式，结果使部队在牛岭等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
1935年2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分局正式决定将红24师等部队分散，分别在中央苏区和邻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2月下旬，红军部队开始分路突围，但由于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已经形成，部队几经战斗，大部遭到损失，只有少数部队突出重围，转至赣粤边、闽赣边、湘南、闽西等地，与坚持当地斗争的党组织与武装力量会合，开辟游击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三年游击战争中，坚持南方地区武装斗争的党组织与部队先后开辟出了赣粤边、闽赣边、湘南、闽西、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鄂豫皖边、鄂豫边、湘鄂赣边、湘赣边、琼崖等游击区。这些党组织和游击武装的存在，为中国革命保存了骨干，也保留了火种。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部队成了组建新四军的中坚力量。
[图书荐语]
《长征记》以恢弘的气魄和生动的笔触，从宏观到微观，从全景到特写，全面观照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作者立足高点、视野开阔，满怀豪情又细致入微地对读者做出详尽的解说，娓娓道来的描摹同时，不乏激情澎湃的挥洒。作者深入到纷繁的材料内部，在以往研究、介绍的区域之外，做了深入的述说与阐发，挖掘出了更具深刻内涵的命题，对于提升人们对长征固有的认知，具有崭新的意义。
与众不同的是，作者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专家，常年处在军史研究的第一线，可直接接触到大量关于长征的历史文献资料。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文献资料得以陆续解密，这就为作者在书中更加全面、客观地书写长征，创造了条件。这种左右逢源的便利与高屋建瓴的分寸把握，不是一般作者可以具备的，故而，作者具有专业与文献的双重优势，同时又有出版过诸多军事文学类著作的经历，他们的这部巨著《长征记》，必将为图书市场带来耀眼的光芒。
[作者介绍]
曲爱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员。兼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军事历史分会会长。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同年进入军事科学院从事军事历史研究工作，历任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等职。
张从田，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先后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南京政治学院、军事科学院，获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军事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