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尼克松回忆录：时代的破冰者
作者：【美】理查德·尼克松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ISBN：9787545543247
出版时间：2019年5月
定价：128元
编辑推荐：
该书是尼克松唯一的回忆录，时间跨度从1913年尼克松出生到1974年辞职。从访华任务获得令人兴奋的成功，再到水门事件的发酵带来日益增长的灾难感，尼克松对自己从1972年竞选总统到他1974年辞职这一时期的个人观点是该书所独有的。
书中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竞选的内容，记述了美国两党之间在竞选期间的各种争斗；也包含了他本人对其总统任期期间的奋斗和成就的观点。尼克松在书中吐露了自己的信念、疑惑以及一些幕后的决定，为理解他发起的那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外交倡议、政治运动以及他从总统职位辞职的历史性决定提供了新的线索。
书中回忆了与各国政要交往秘闻，披露具有历史决定意义的思想交锋，真实呈现尼克松与甘地、斯大林、赫鲁晓夫、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会面与记录，尤其是访华期间的点滴入微的交往细节，尼克松以迷人的人物描写、惊人的细节复原，精彩可读，令人印象深刻。
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尼克松对自己的想法、对话、活动和会议做了大量的记录。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从1971年11月到1973年4月，以及1974年的6月和7月，他几乎每天都记录下了自己的反思、分析和看法。在他的书中引用的这些笔记和日记口述，提供了对现代总统职位的复杂性以及美国政策和政治的重大议题的独特见解。
内容简介：
从草根之子到美国总统，从顽固的“反共分子”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缓解美苏关系、中美关系，结束越战，推行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直到水门事件，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因弹劾而辞职的总统。作为跨越整个冷战时期的政治人物，他的一生跌宕传奇，是美国历史上最富争议的总统之一。“水门事件”一出，他的所有政治声誉一夜之间尽毁。此后的数年，尼克松以在野身份继续关心和介入美国内政外交，直到生命的终点。
本书是尼克松唯一的回忆录，内含大量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尼克松的笔记、口授日记记录，对会议、谈话或事件的口授录音，“根据这些录音带提出的报道，比过去的一切报道都更为完整”。从事件中心者的视角进入这本书，你会发现一个更全面、更复杂的尼克松，进而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思想脉络、总结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历史、认识其后的世界发展趋势。
作者简介：
【美】理查德·尼克松
美国政治家，1969—1974年间担任第37任美国总统，1974年时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任期内辞职的总统。1972年和1976年两度访华，是首位在任期间访华的美国总统。1962年，尼克松写了《六次危机》一书。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先后出版《尼克松回忆录》《真正的战争》《领袖们》《不再有越战》和《1999：不战而胜》《超越和平》等。
精彩书摘：
中国
1971年7月15日晚上7点半钟，我从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城的一个电视广播室里向全国人民讲话。我只讲了三分半钟，但是我的话成了20世纪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闻之一。
我一开头说：“我要求占用今晚的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的进展。”接着我念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同时也正在北京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在这简短的公告背后，有着两年多复杂、微妙和坚定的外交招呼和谈判。虽然我们能够保持近乎奇迹般的机密，其实对华采取主动是经过最公开的准备步骤的出人意料的历史事件之一。
我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想法，是我在1967年为《外交季刊》写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我在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了这一点，那时我说：“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不到两个星期以后，在2月1日，我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主张我们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我还写道：“当然，这事要私下去做，绝不能由我们这方面公开到报刊上去。”1969年这一年，中国人没有理睬我们几次在低水平上发出的重要信号。到了1970年，我们才着手认真寻求开始对话的途径，看看能够产生什么结果。
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时我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关于中国问题的那一段是这样开始的：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指导我们同共产党中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同指导我们对苏政策的原则相似的。美国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更不用说对它的思想观点了。但是，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北京的领导人清楚地了解这一报告措辞的意思。两天以后，中国驻华沙大使在同美国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的会谈中，引人注目地建议把他们到那时为止断断续续的、没有结果的会谈搬到北京去举行。他还暗示，他们将欢迎一位高级官员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
1970年3月，国务院宣布放松对于去共产党中国旅行的大部分官方的限制；4月，我们宣布进一步放宽贸易管制。
把华沙会谈搬往北京的建议在5月遭到了挫折，那时中国人为抗议我们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而取消了一次原定举行的会谈。有几个星期，看来同中国的对话倡议似乎告吹了。但倡议的基本原则是以对双方互相有利这一明确的估计为基础的，因此，在几个月后中国人表示愿意重新开始我们的外交小步舞时，我并不感到奇怪。7月，他们释放了美国天主教主教詹姆士·爱德华·华理柱，这位主教是在1958年被捕的，已经被关了12年。
10月初，我接见了《时代》杂志的记者。我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0月2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看我，我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叶海亚渠道”。我在1969年7月访问巴基斯坦会见他时，我们就笼统地讨论过这个想法。现在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决定设法使我们的对华关系正常化，我要求他作为中介人提供助力。
叶海亚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何等困难。宿仇不容易成为新交。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第二天，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进行国事访问。1969年在布加勒斯特，我曾同他谈过需要有一种新的中美关系。在欢迎他的宴会上祝酒时，我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称称呼共产党中国，即称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我的外交政策报告还称其为“共产党中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我在第二天同齐奥塞斯库会谈时说，即使不能达到同中国重新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最后理想，也可以进行高级私人代表的互访嘛。他答应把这个话转达给北京，这就是“罗马尼亚渠道”的开端。
一个月后，在11月22日，我口授了一个给基辛格的备忘录：
我想请你在很机密的基础上，让你的助理人员起草一份研究材料，建议我们在联合国接纳赤色中国的问题上将采取什么方针——不要告诉任何可能会泄密的人。我认为，在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阻挡他们入场的情况下，接纳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
我们确实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逐步确定一个立场，使我们能够保持对台湾的义务，而又不致遭到赞成接纳赤色中国的人的抨击。
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必匆忙着手，不过两三个月后我要看看你们能拿出什么办法。
事实上，后来情况的变化比我预料的要快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