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袁隆平，家喻户晓－－“中国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在70年代开创性的研究多养活了数亿华夏子孙后代。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袁隆平之前是谁？70年代之前是谁培育的良种养活了我们的父辈？”答案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这个人就是被称为“中国稻作学之父”的丁颖。这位真正的耕耘者，早年为寻求“农业救国”之路，坎坷留学12载。尔后的40余年，他从传统经验农法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结合科学理论，艰辛求索，创造了中国稻作学史上的多个第一。
他早年培育的“中山一号”是世界上第一次用野生稻种与栽培稻自然杂交育种的成功尝试，在国内累计推广60载，推广面积高达一亿多亩；他选育出世界上第一个“千粒穗”水稻新株系；他的著作《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华南是中国水稻发源地，也是世界水稻发源地之一……
丁颖的一生如同他培育的稻种一样，耐寒、坚韧、高产。像所有米粒饱满的稻穗一样，他的腰杆很硬，头却埋得很低、很低。
为农夫温饱尽责努力
1888年11月25日，丁颖出生在广东省高州县谢鸡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当时的中国，列强入侵，国家动荡，旧农村经济由于外资的大举入侵已全面崩溃。作为家中第12个孩子，幼小的丁颖对农民食不果腹的日子深有体会。
在丁颖的父亲看来，穷人受苦的根源在于没有文化。他决心借债送子上学，就这样，丁颖成了丁家的第一个读书人。家庭的清贫、父兄的含辛茹苦，使丁颖倍加珍惜上学的机会。
1906年，18岁的丁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县城的“洋学堂”－－高州中学。像所有被时代洪流涡卷裹挟的年轻人一样，丁颖热衷议论时政，对达尔文进化论等西方学说充满向往。入学不久后，他便参加了校内颇具民主思潮的学生组织“新高学社”。然而社团由于参加学潮不久被解散，丁颖至此明白：科学救国也许才是更现实的救国之路。
1909年，丁颖中学毕业。这一年，清庭诏谕“预备立宪，维新图治”，中国自建的京张铁路通车，冯如制成中国第一架飞机，霍元甲在上海创建“精武体操会”……自幼深知农民疾苦的丁颖也选择了自己的科学救国之路－－“农业”。
向往日本先进农业科技的丁颖，随后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加入了辛亥革命后的茫茫留学大潮。从1912到1924年间，他三度远涉重洋，辗转三所日本高校求学，因时局震荡、家境拮据等故曾两度辍学回乡任教，最终在36岁才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学士学位，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
丁颖曾说：“留学期间目睹日本的欺侮企图，国内政坛的混乱，加上出身贫穷，自己随时有停学可能，心情一度‘很不安，很苦闷’。但另一方面，也‘激起我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尊心，同时形成了我的科学救国思想。’”
“以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岁”
古往今来，有成就的科学家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在象牙塔中专注于自己领域的研究，把学科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里程，他们无疑是值得敬佩的。还有一类是除了在科研领域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外，还心系民生、身体力行地把科研成果转化，直接为苍生造福，而他们往往更让万民景仰。丁颖正是后者。
1924年学成回国后，丁颖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出任教授。当时的中国广种稻米却无法满足内需，每年要进口洋米七八百万担，1000多万两白银源源外流，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更是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革新农业、造福苍生的热血时刻在丁颖心头翻涌，他积极开展水稻灌溉和吸肥规律的研究，并对广东粮食生产问题做了大量调查，写出了《改良稻作计划和救荒计划》上报政府。然而，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却置若罔闻。失望之余，丁颖立下誓言，决心立足现实，以“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岁”。
丁颖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的。1927年，丁颖在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试验场。令人感叹的是试验场的主要建设资金竟是来源于丁颖变卖祖产所得和多年的工资积蓄。
该试验场以育种为主，同时开展灌溉、施肥、气象、稻作分类等研究。在这里，无论从居住、伙食、衣着乃至肤色，这位留洋教授都与农民没有两样，农民兄弟称他为“谷种佬”。每天劳作完毕，其他人休息后，丁颖还要在油灯下继续写作研究。
经费难以维继时，丁颖就用“卖青草”预售良种等办法勉力支撑。这样苦心经营多年，陆续育出“田基度7号”、“黑督4号”等高产、省肥、抗恶劣环境的水稻良种，广为推广。
之后的10余年间，丁颖创立了多个稻作试验场，共育出良种60多种。同时，他还创立了“区制选种法”，即在种植条件最差的地方设试验场育出良种，一般都比当地原有品种增产5％－25％。在饿殍遍野的那个年代，增产的粮食成为千千万万人的救命口粮。
无论是在试验田中进行水稻栽培试验，还是在广东各地办育种试验，丁颖总是身先士卒亲自下田劳作。甚至到1963年，他已是75岁的老人，作为中国农科院院长这样的部级“高官”在考察西北稻区时，仍不顾年迈体衰，坚持赤足下田，体察雪水灌溉对稻根生育的影响。
正是凭借这种“蚂蚁爬行”方式的苦干精神，丁颖创造了许多第一：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杂交而把野生稻抵抗恶劣环境的基因转移到栽培稻，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株“千粒穗”类型，第一个系统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水稻的起源和演变……他的研究和170多篇（本）论文著作，使他成为中国稻作学的主要奠基人，被誉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
三十年磨一剑 断水稻发源地悬案
“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就是真诚的劳动者。”这是丁颖的名言。
1926年，丁颖在广州东郊的一个水塘里发现了一种野生水稻，这引起了他对水稻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这一悬案般重大课题的研究兴趣。严谨治学的丁颖遍览古籍，从植物学、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等多学科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陆续征询专家的意见。三十年磨一剑，终于在1957年发表了《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引起国际学界的重大反响，它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华南是中国水稻发源地，也是世界水稻发源地之一。
1938年日军侵入广州前夕，中山大学决定内迁。在撤离前一天晚上，炮声隆隆中大家都慌乱地收拾细软，丁颖却来到稻作试验总场，将当年夏天收获的400多个水稻品种细细包装，一直忙到深夜，次日清晨又把几百个良种番薯种苗分类。等他带着这些“宝贝”气喘吁吁赶到码头时，几乎误了撤离的航船。同事们开玩笑似地打开他的“宝贝”时，发现除了谷种还是谷种。面对同事惊愕的目光，丁颖说：“我就是‘谷种佬’啊，谷种当然比我的命还重要。”
抗战期间，面对国破人亡，人民流离失所，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丁颖痛心疾首。他一边继续他的研究，一边培养和罗致人才。1940中山大学迁址粤北时，丁颖出任农学院院长，因他在农学界威望已高，一批国内顶级的农学专家应他邀请欣然冒着炮火来任教，一时才俊云集。
随着时间的流逝，丁颖发现，国民党政府既不积极抗战，也不支持科学研究，他在1944年给蒲垫龙教授信中写到：“中国的科学家，不应与反科学的政府合作。”
解放前夕，丁颖更是看清了国民党政府反人民的面目，积极支持共产党的主张，配合地下党组织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毅然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护校行列，反对迁校，并不顾身家安危出面保释为此而被捕的同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农业科学研究留下了火种。
1949年解放后，面对新生的祖国，丁颖百感交集：“我虽然60来岁了，但真正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啊！”
建国后，丁颖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农学院院长，并当选为广东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但是他无暇沉浸在祖国新生的喜悦之中，不顾年纪不饶人的这一事实，带领同事更争分夺秒地投入到了紧张的科学研究中。
“一头不怕狂风暴雨、烈日寒冰的牛”
丁颖在1925年刚成为一名年轻教授时，就给自己约法三章：不涉足官场，不累积财产，只当好教授。
很多青年，受轻农思想影响，不愿报考农科。农科毕业后又害怕农业工作艰苦不愿到农村，并常有“跳槽”现象。丁颖对此甚为不安。他常勉励农学院毕业生，要以“热烈的心情，坚决的意志，而摆脱一切，奔赴农村。”
“学农、爱农、务农”是丁颖经常对师生进行教育的一句名言，也是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
丁颖女儿丁和筠对父亲的印象“就觉得父亲是一个内向的人，他的话不多，寡言少语。他比较喜欢沉思，常常都是一大早我们还没起床，他就在书桌旁工作看书……父亲每到一个地方都对当地农民农村的情况尽可能多一点地了解，所以这个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父亲对我们更多的是重身教而不是言教。他很少教我要怎么样，他更多的是用自己的行动给我做榜样。他的生活就是起床、睡觉、去学校上班。”
1963年，丁颖以75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从张家口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等地。由于长途劳顿，回来后感到体力不支，日渐消瘦。身边的助手无不为他的健康担忧，劝他疗养，但他坚持工作，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他才无奈地带着大箱图书资料，去无锡太湖“疗养”了37天（疗养期应为3个月）。
随后，丁颖瞒着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国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试验田，然后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参加科学大会，接着带病去山东考察稻作。在病情急剧恶化时，他用枕头压住肝痛部位，浑身冒汗，坚持在济南做完了考察报告。
1964年10月，丁颖经确诊为肝癌晚期，在京住院仅14天就与世长辞了。然而即使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这位老人嘴里念叨的还是学院工作，水稻试验……
“我这一辈子没有懒过”是丁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女儿丁和筠说的话，女儿终身难忘。多年后，丁和筠在一封写给天国的家书里，用了一个比喻，为父亲的一生画像作结－－“一头不怕狂风暴雨、烈日寒冰的牛，默默地、永不停息地耕耘，直到生命的终点。”（中国青年网记者 刘敏慧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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